王培峰：《四库全书总目》的易学观及其成因

法律系统通过把一项差异计入到环境中，来证实法律系统自身，而这项差异即是规范[1]167。

由于现代社会越来越依赖于各种决策，风险作为一种时间拘束形成的社会问题也越发凸显，而无论是法律或经济工具，对此都无法进行充分的干预[1]153[4]。因此，在功能的意义上，法律系统是不可被替代的

以哈特为代表的英美法律实证主义者认为，这主要取决于观察者，所以在方法论上，就必须使用分析的方法。. 第二种理论范式则是在18世纪出现，受达尔文的演化理论启发，将法律系统理解成某种不断由野蛮向文明进步的体系[7]21。相对于上述几种范式，系统理论显示出了优势。例如，卢曼早期理论可以被看作意义系统理论与演化理论的结合[6]，但还没有进一步将意义系统理论、演化理论与沟通理论三者结合起来。在观察和表述中，如果是将某事物从其他事物区分开来的，那么所标示出来的就是客体，如果是将某事物从特定(而不是其他)对立概念区分出来的，那么标示出来的就是概念[7]26。

由此给法理论的教学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即长期以来，法理论教科书的通常做法，就是按照人物，给每一个法理学家分派一个章节，然后将它们拼凑成一本法理学的教科书。甚至也有学者试图借鉴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试图用同情地理解的方法，从而实现对内部视角的外部观察和外部描述，但似乎一直没有太大的成效，同时也缺乏明晰的方法论界定与说明。一是传统的金融监管规则也可适用于数字货币，如2013年3月，美国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inCEN）就曾提出银行必须考虑间接监管反洗钱和其银行数字保密法规定适用于某些虚拟货币的立场。

从全球范围看，私人数字货币主要与6大法定货币兑换，即美元、人民币、韩圆、日元、欧元、英镑，分别对应于几大投资市场。（3）强制市场参与者在欧盟成员国注册成为有资格起诉和被起诉的法人。基于技术设计和不同的经济激励和惩罚机制，PoW（工作量证明）机制和PoS（权益证明）机制构建了激励相容的开放环境，让众多互不相识的参与者自愿参与，一起对区块账本信息进行验证、确认和达成共识，形成统一的交易账本，从而可在无需第三方机构的情况下实现资产的确权、交易和转移，从而用共识的理念解决了私人发行数字货币上的技术难题。在SEC诉EtherDelta交易所案中，SEC就指控该平台违反《证券交易法》的规定，经营未注册的证券交易所，同时也指控一名期权交易商、区块链开发者——科伯恩（Zachary Coburn）。

三、数字货币规制的模式变革：从监管到治理 数字货币规制不只内含隐私保护和网络安全等基本内容，还应关注其可能对投资者和整个金融市场产生的影响，从而使其像其他金融产品一样受到监管。通过受其监管的银行金融机构，间接监管数字货币，其举措可分为三大类：（1）为从事加密资产活动的银行制定高水平的监管预期。

数字货币的交易场所作为关键节点最需要重点监管，而非只是关注单个用户、矿工、矿池管理员或软件开发人员，因为用户都需要在大型交易场所注册，并由其收集身份证明以及用户交易数字货币的信息。其三，以区块链技术为主导的跨境支付方式是公私合作构建国际新金融格局的机会。后者还考虑了法律因素。区块链创新者需要与他们的法律和财务顾问紧密合作，以建立和完善连贯且可信的业务和框架标准。

在美国对DAO案做出裁决不到一个月后，2017年8月新加坡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MAS）即要求：只要私人数字货币符合《新加坡证券和期货条例》规定的资本市场产品，则其发行由新加坡证券管理局监管。数字货币的出现，将部分抵消或减少传统支付系统在金融制裁中的作用，有利于保护被单边制裁的国家中普通公民和中小企业的利益。其一，采取宽松的申报和登记举措。缺乏充分的信息披露或锁定期等保障措施时，不仅预售本身令人颇为担忧，同时也容易导致各种炒高抛低投机行为。

（2）不可兑换（或封闭的）数字货币，则仅用于某个特定的虚拟域或虚拟世界。SEC将私人数字货币发行视为证券发行的立场，和商品期货委员会（CFTC）2015年将数字货币视为商品的立场存在明显差异。

与域外法域相比，我国采取了非常严格的法定数字货币路径，强调货币的法定性和强制性属性，自2017年就明文禁止了代币发行融资。如果事前认清该项目的性质，并在合同中引入行业自律机构等第三方护卫者，将会极大地减少投资者风险。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表明，全球化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成为系统性风险的催化剂，削弱各国监管机构应对相关风险的能力和动机。1. 美国：定性证券并加强监管 美国证监会（SEC）早在2013年就对与私人数字货币相关的投资采取了执法行动，声称其实质为证券，并在2014年发布的私人数字货币投资者预警中提示：比特币以及其他虚拟数字货币的兴起为投资者带来了新的担忧。为了保护个人隐私，区块链采用了各种匿名化技术，如混币技术可将多笔交易进行混淆后输出，从而很难判断交易输出的数字货币来源，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数字货币的可追踪性。进入专题： 数字货币 金融创新 。二是各国监管由于地域限制存在天然的制度空隙，私人数字货币监管套利普遍存在。2018年10月，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通过了对其建议和术语表的修改，明确说明这些建议适用于涉及数字货币的金融活动，要求为反洗钱和打击恐怖主义融资的目的监管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包括对其进行许可或注册，并建设有效的监测或监督系统。

区块链技术本身就是一种天然投票系统，包含了更改验证程序集或更新其自身规则所需的一切逻辑，投票结果亦可自动进行，链上投票机制自然成为区块链生态系统的首选治理机制。有的国家是为了绕过单边经济金融制裁，稳定本国经济发展，如委内瑞拉和俄罗斯。

数字货币双轨发展虽然涉及货币发行的控制权问题，但更多的是技术去中心化和规制集中化之间的张力问题。就发行主体而言，数字货币可以分为私人数字货币与法定数字货币两大类：前者是数字货币市场自发秩序的产生，后者则代表着国家对货币发行权的规制和垄断。

在网络竞争空间里，声誉是参与者的名片，综合反映其行为、能力、品格等各方面的信息，在透明度较高的公开市场上，各参与主体都会综合考虑眼前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平衡，守住诚信义务。而美国最主要的两个监管机构CFTC和SEC也相继表态。

如果平台或系统通过了《证券交易法》第3b-16（a）条规定的功能测试，则该平台或系统必须根据《证券交易法》第6条注册为国家证券交易所。与此同时，交易所登记制度附带豁免规则，即SEC通过的其他安全港类似规则，将一小部分交易所从第3（a）（1）条下的交易所定义中免除，以能够灵活地豁免任何促进二级市场交易的组织、协会或个人团体的登记程序要求。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问题是：如何对其监管以有效保护持有者或投资者的权益？各国是采取一致行动进行监管？还是在从绝对禁止到放任自由发行的光谱中任意选择适合自己的监管方式？传统监管手段是否对数字货币行之有效？不论如何，值得注意的是，私人数字货币的全球去中心化的口号和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更像一个叫醒电话，唤醒中央银行重视法币价值稳定，唤醒中央银行不能忽视数字货币这一难以回避的技术浪潮，唤醒中央银行应重视央行货币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创新…… （二）国家规制下法定数字货币的公权扩张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支付和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CPMI）的界定，法定数字货币具有四个属性：一是发行人为中央银行，二是货币形态数字化，三是可获取性较为广泛。以及（3）澄清对银行加密资产风险的审慎处理。

质言之，法定数字货币之此货币并非私人数字货币之彼货币，不能将二者关系简化为相互取代的问题。该案中，SEC认为投资者基本上依靠DAO发行人的营销能力和专业知识来选择相关项目，而由于DAO持有人的投票和所有权限制，投资者并没有收到足够的信息来实现对项目发行者的制约。

在共同治理的体制下，政府的角色从控制者向服务者和促进者转化，法律成为各参与主体共同面对问题的解决手段，而不只是政府的命令活动。EBA并不鼓励金融机构购买、持有或出售私人数字货币，直到采取实质性的规制手段，其中包括：（1）建立一个治理方案，设立权威机构为每个私人数字货币构建非政府实体管理的规制主体，该规制实体必须对监管机构负责。

（4）转让机制如何运作，以及数字货币如何交换、交易和转售。作为新型数字化经济社会基础架构的数字货币也应运而生，蓬勃发展。

2016年7月，欧委会提出在恐怖主义威胁的背景下，在欧盟内扩展第四反洗钱指令第2015/849号中私人数字货币市场主体的范围，主要是减少私人数字货币的匿名性质，更有效地监控数字化项目进行资产转换。另一方面，通过公私平台间的合作及其信息共享，帮助创建不可更改和可追溯的记录，与独立审计师和监督者等实体共享，从而降低私人数字货币平台的合规风险，更有效地保护数字金融市场中的投资者利益，并反过来促进整个数字货币市场的健康发展。在瑞士，获得金融市场监管局（FINMA）颁发的许可证后，采用私人数字货币交易所的注册流程，可确保私人数字货币交易场所良好的运营环境。全球私人数字货币的兴起，反映了政府信用货币的衰落以及对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的不满。

根据欧盟委员会提出的这些规则，反洗钱指令下的新义务实体在将私人数字货币兑换为法定货币时，将必须处理个人数据信息，即执行客户尽职调查。或禁止将其作为支付手段，如越南。

（2）将IPO欧洲监管扩展到ICO。目前来看，数字货币的挑战已然显现，而全球数字货币的法律规则仍在形成之中。

其二，采取相对严格的许可证准入制。目前，全球近200个数字货币交换平台创造了流动性，也促进了私人数字货币市场的价格发现。